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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谦虚与主动都要适可而止


  有人说,过**虚等于骄傲,太积极就成了假认真。谦虚与积极都要适可而止,见好就收,这才是做人做事的精明之道。

无论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,都保持一个质量的界限,也就是度。超过者或者不及者,都会使事物的本质发生变化。度的存在,要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,都应有个量的分析,做到“胸中有数。”

适可而止,就是要你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,时时注意和自身相符合的量的界限,绝不过度,绝不使事情发展到反面,阻碍你的发展。

魏晋时期的大军事家曹操,深知适可而止之道,《三国演义》

讲到,曹操攻下张鲁的巢穴——南郑,取得重大胜利。这时,谋士们纷纷进见,劝曹操乘胜进军,直取益州。主簿司马懿认为,刘备刚刚灭了刘璋的力量,但全蜀上下并未归心。益州一胜,乘势进兵,刘备之军势必瓦解。如此天赐良机,不可失去。

谋士刘晔也认为,一旦错过战机,刘备安定蜀民,据守关隘,恐怕难再消灭他。

但曹操并不赞成。他认为夺取益州的时机还不成熟,应适可而止,“按兵不动”。因为刘备虽然刚刚夺取成都。但军力旺盛,士气很高。另外,尽管孙刘两家矛盾不断激化,但一旦自己的拳头伸得过长,后方空虚,那么,坐山观虎斗的孙权绝不会袖手旁观,错失良机。他们很可能绕过荆州直取许昌。为此,不能头脑发热,图一时痛快,而应该审时度势,既不逞一时之勇也不毁一时之气,后来事态的发展,也正是如此。因为有了曹操的正确预见和决策,魏军才没有吃亏上当。

和曹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备的冒进。

东吴计杀关羽夺取荆州之后,刘备怒而出兵,发动伐吴之战。虽然这场战争的发动是不谨慎的,但在战役之初,刘备凭借优势兵力,有利地势,以及在报仇雪恨思想影响下一时激起的高昂士气,攻城夺地,捷报频传,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赢得了不少主动。在杀气冲天的蜀军进攻之下,吴方被迫再次求和,提出把范疆、张达二人和张飞首级一并送还,交还荆州,送归夫人,重修旧好,一同灭魏。

应该说,东吴的条件对于蜀国而言,已经是求之不得的了。试想,即使战争胜利,还能彻底消灭东吴么?假如刘备头脑冷静,见好就收,既在一定程度上出了心中的怒气,又收回荆州重建吴蜀联盟,从而使战争挽回一个较好的结局。但是,刘备被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,对战争发展的最佳结局心中无底,盲目坚持率军长驱直入,企图消灭东吴。结果大军攻到虢亭便成了强弩之末,非但没能灭吴,反被人家一把火烧得大败而逃。

还有两个在进退问题上形成鲜明对照的人物,那就是关羽和诸葛亮。

三国时期,荆州的归属,一直是吴蜀双方争夺不休的问题。

赤壁之战后,刘备占领了荆州。对于刘备说来,荆州不能没有,因为这是向西川发展的基地,失去荆州,就失去了三分天下、进而统一中国的条件。但是,荆州也是东吴的门户,要统一长江以南,发展自己,也必须夺取荆州。为此,赤壁大战后,孙权便派鲁肃前往索取荆州。

按理说,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合的胜利,荆州作为从曹操手中夺取的战果,归刘备所有,名正言顺。况且,刘备漂泊半生,连个立身之处都没有,占有荆州也没什么不可,完全可以讲出一些理直气壮的理由来。但诸葛亮对鲁肃说的却不是这样的话,而是提出暂“借”荆州。

一个“借”字,体现了诸葛亮办事适可而止、恰到好处的精神。当时的刘备,和曹操、孙权比较,力量还很弱小,必须和孙权结盟,共拒曹操,方能站稳脚跟,发展壮大,以图大举。假如提出占领荆州,激化吴蜀的矛盾,就会破坏吴蜀联盟,打破既定的政治战略,造成全局被动。而用一个“借”字,就避免了这一危险,就是说:“借”荆州,既保证了刘备的可靠后方根据地,又维护了孙刘双方的同盟关系,不过不及,恰到好处。

但关羽这个人却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这番苦心。诸葛亮离开荆州之前,曾告诉关羽八个字“北拒曹操,东和孙权”。但他一直没把“东和孙权”放在心上。在与东吴的多次外交斗争中,凭着一身虎胆、好马快刀,从不把东吴人包括孙权放在眼里,不但公开提出荆州应为我们所得,还对孙权等人进行人格污辱,称其子为“犬子”,使吴蜀关系不断恶化,最后,东吴一个偷袭,使关羽地失人亡,悲惨至极。虽然,关羽的失败不能全部归结于他处理与东吴关系时的不谨慎,但至少他的过激行为,加剧了吴蜀联盟的破裂,使东吴痛下决心,以武力收复荆州。

曹操、诸葛亮、刘备、关羽的所作所为,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:适可而止,见好就收,确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处事心术。

中国人生性比较谦虚,在过分谦虚方面,中国人是经常吃亏的。比如有一个俄国学者和一个中国学者,两人都是研究敦煌学的,两人都写了一本书,俄国学者的书名简单明了,就叫《敦煌学》,而中国学者比较含蓄,不敢起这样权威的书名,而是按照汉语的习惯,起了一个比较谦虚的书名《敦煌学导论》,结果欧美学者看到这两本书之后,自然认为前者是一本专业性著作,而后者可能是一本普及性读物,因而选择了前者作为学生的教材。

如何恰当地做事呢?就心智高低的区别而言,从一定意义说,不在于你能做什么事,而在于你能否做应该做的事,怎么去做应该做的事。不该做的事,你做了,即使很巧妙,也只能证明你心智不高,不该做的事,你坚决不做,即使显得无所作为,也是心智高超。就像谦虚与积极一样,不该谦虚时你谦虚了,只能证明你信心不够;不该积极时你积极了,只能证明你虚伪,惟有在谦虚与积极面前,清楚地知道应该取之有度,用之有限,把握自己的行为,方为智者。荀子曾说过:“所为知其所不为,则天地官而物役也。”老子也说过:“无为而不为。”讲得都是做事要适可而止的道理。在做人做事方面欲有所提高的人不能不对此有所思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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