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 明朝之亡是亡于东林还是亡于阉党？

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是明朝历史上，特别是晚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它直接影响到明朝官场的走向，影响到明朝万历后期、天启和崇祯年间的政策制定和人心向背。如果没有东林党，就没有阉党；如果没有阉党，后来也就不会闹出那么大的事情。

东林党的出现，和明朝的“国本之争”是直接相关的。

说起来很好笑，万历皇帝十岁继位，二十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儿子朱常洛，也就是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的父亲。但是，朱常洛的出身不好。帝王之家，子以母贵，母亲的身份高贵，儿子的身份才高贵。皇后的儿子叫嫡子，是最高贵的；贵妃的儿子也比较高贵。但是朱常洛出身微贱，他是万历皇帝一时兴起，和一个并不了解也并不真正喜欢的，李太后宫中的宫女生下的孩子，因此他被万历皇帝嫌弃地称为“都人之子”。这就埋下了明朝后期党争的导火索。

过了三年半，万历皇帝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。严格说来，这个儿子是皇三子，因为原本的二儿子夭折了，所以皇三子就变成了皇次子，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福王朱常洵。朱常洵是郑贵妃的儿子，而郑贵妃是万历皇帝最喜欢的女子，她比万历皇帝小两岁，与万历皇帝情深意长。万历皇帝在位后期，天天在宫里干什么呢？有人分析：第一，在抽烟；第二，跟郑贵妃讨论文学问题。

毫无疑问，因为孩子母亲的原因，万历皇帝不喜欢皇长子朱常洛，喜欢皇次子朱常洵。于是外廷的文官开始警惕了。

明朝有时候确实是文官坏事。文官恪守祖宗法度、圣贤道理，认为立皇子要以立嫡、立长为原则。朱常洛是皇长子，而万历皇帝的皇后没有儿子，既然没有嫡子，就立子以长，这叫“长幼有序”。实际上，这也有可能是他们想借此压制郑贵妃。他们担心皇帝和郑贵妃在一起，就会沉溺于女色，就会不管理国家大事。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把男人干坏事归罪于女人，比如，把商纣王亡国归罪于妲己，把周幽王亡国归罪于褒姒。他们也不想想，就算没有郑贵妃，万历皇帝难道不会有王贵妃、冯贵妃吗？

朱常洵出生以后，内阁打报告，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。万历皇帝觉得这明显是针对自己与郑贵妃的儿子，所以不予理睬。但是，文官们不依不饶，持续地上疏，请求早立“国本”。

“国本之争”就是围绕着皇储发生的争论，表现最激烈的是下层言官——御史和给事中们。内阁大学士、部院大臣有时候要考虑皇帝的面子，说话比较委婉，但是言官绝不委婉。皇帝不表态、内阁部院玩矜持，言官们没有耐心了，把怒气指向了内阁，认为内阁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不坚定，态度模棱两可，没有做到坚定不移。所以，言官们开始对内阁、部院进行谴责。明朝官场上小官骂大官、大官怕小官的怪事，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。年纪轻、资历浅的言官们理直气壮，站在圣贤道理、祖宗法度的角度，义正词严地抨击内阁不作为。他们得到了一些中下级官员乃至高级官员的支持和赞赏，其中就包括后来著名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。

明朝灭亡的前兆出现在万历皇帝身上，他的母亲李太后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。有一句话说：母子齐心，其利断金。不知道李太后是同情自己宫中的这个宫女，还是对郑贵妃不满，抑或是和儿子吃醋，她坚定地支持外廷文官，要立宫女的儿子朱常洛为太子，反对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。这样一来，外廷文官和万历皇帝的母亲就站在了一条线上。我有时候也不理解，李太后本来是很有主见的，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儿子站在一起？实际上，明朝曾经有过皇帝在太后的默许下废黜皇后的先例。比如，明宣宗让自己的皇后打报告辞职，然后改立他喜欢的孙贵妃做皇后。

这个时候，万历皇帝孤立无援。随着文官的不断抨击，万历皇帝表态了：“我从来没有说过，也从来没有想过让老三做皇太子，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？”

在皇帝做出承诺后，文官们开始更加理直气壮地争论，从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开始，一直争到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，争了整整十五年。“国本之争”的过程，也正是东林和东林党出现的过程。

东林党的第一位领袖是大名鼎鼎的顾宪成。顾宪成是明朝南直隶的乡试解元。他人格高尚，坚持原则，甚至有点儿认死理。认死理是成为一个思想家的前提条件，但是作为一个官员，认死理的态度容易在官场引起各种矛盾。顾宪成也的确引起了诸多矛盾。他在吏部做文选司郎中，主持官员的考核，对一些声望不太好的官员大肆贬谪，引起了官场内部的动荡。

张居正死后，接替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是申时行。这是一位擅长斡旋于官场的老江湖。黄仁宇先生写《万历十五年》时，就多次谈到申时行。申时行最擅长斡旋、调和，保持一团和气。但只有大家都和气，申时行的这一团和气才能够保持得住。“国本之争”开始以后，这一团和气就保持不了了。

后来，王锡爵接任内阁首辅。王锡爵是苏州太仓人，很有个性。他这样看待顾宪成的做法：“你坚持原则是可以的，你有正义感是可以的，你品德高尚我也是钦佩的，但是你不能认死理，不能内阁有什么决定，你就跟内阁作对，这是不对的。”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、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

王锡爵把顾宪成请到内阁面谈，说：“我跟你说一件很可笑的事。”

顾宪成说：“发生了什么可笑的事？”

王锡爵说：“庙堂之是非，天下必欲反之。”

他的意思是，内阁一定会和皇上在国本问题上达成协议，让顾宪成不要着急，他会处理这个事。王锡爵觉得，外廷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在短时间内解决国本问题，如果引起皇帝的反感，事情反而不好办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内阁说什么，顾宪成这些人就反对什么，这让他们怎么办？

这句话一出来，顾宪成即回了一句话：“这种说法固然可笑，还有更可笑的事情。”什么事情比“庙堂之是非，天下必欲反之”更可笑？顾宪成说：“天下之是非，庙堂必欲反之耳。”意思是，天下人的舆论希望怎么样，内阁、朝廷偏偏不这样，这是什么道理？

当然，两个人都是君子，继续保持一团和气，一笑泯恩怨。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你说服不了我，我也说服不了你。

“庙堂之是非，天下必欲反之”“天下之是非，庙堂必欲反之”，曾经我觉得这两句话证明了明朝的自由和开放，但后来我过了知天命的年纪，再读这条材料，就发现其中的问题大了：社会、舆论的多元化，已经严重冲击了国家的一体化。这条材料说明，明朝的文官已经涣散，人心已经不齐了。明朝的士大夫形成了很大的舆论势力，他们可以通过舆论鼓动群众，对内阁、皇帝进行压迫，但是他们从来不对后果负责。所以正如我上一章所说，明朝的文官对于明朝的灭亡是需要负很大责任的。

顾宪成后来又得罪了很多人，出了一些问题，因此被革职回家。他的老家在常州，于是他来到常州府的无锡。这里有一个始建于宋代的、由文化人杨时开创的著名书院——东林书院。顾宪成就在这里和他的弟弟、朋友开始讲学。和顾宪成志同道合的朋友越来越多，顾宪成的声望也越来越大。他不但在东林书院讲学，还被请到各地书院讲学，更不断有各书院和东林书院相互呼应，形成了一种声势。

声势越大，东林书院、顾宪成的威望就越高，这就容易出问题了。包括顾宪成在内的东林人，觉得自己总是正确的，别人总是错误的，容不得向他们提意见的官员，也容不得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学者。高层之中还能保持一团和气，但东林书院的弟子们将不同的观点视为异己，对它们进行猛烈的抨击，这引起了很多官员的反感。

顾宪成退休的当年，浙江宁波人沈一贯出任大学士。以他为首的一帮浙江官员不同意东林的看法，于是和东林的弟子们辩驳，他们被东林称为“浙党”。其他对东林的某些看法不同意的官员，也被东林的弟子们冠上了类似的名头：山东人被称为“齐党”，昆山人被称为“昆党”，湖广人被称为“楚党”，南直隶的宣城人被称为“宣党”。

所谓的“党”，都是政敌给他们安上去的，他们一般不会认为自己是“党”。在中国古代，人臣不党，有党必诛。官员是不能结党的。所谓的昆党、楚党等，都是东林书院的弟子们给别人冠上的，反过来，他们也被称为“东林党”。这个时候，阉党还没有出现，文官内部就已经四分五裂，闹得一团糟了。

所以毫无疑问，在晚明的所谓党争中，东林党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。

他们的确是一批富有正义感的人士。在讲学的同时评议朝政没有错，但是他们不能不允许别人评，不能禁止不同意见的发表。而且被称为楚党、浙党、宣党、昆党的人中，也有很多极其优秀的人，他们不愿意被别人称为“党”。实际上顾宪成、高攀龙也不希望自己被别人称为“东林党”，但有时候人是被形势推着走的。形势所致，贤者不免。一旦陷进去，再想脱身都脱不开了。

魏忠贤时代，有一位首辅叫叶向高。叶向高非常希望调和各党派之间的关系，把大家稳定下来，共同为朝廷出力。但是，后来叶向高发现他没有办法平息党争，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：“谁愿意去争名夺利？谁愿意去弄党争？我们都是好朋友，但是真正激化矛盾的是下层。有时候，是下层的舆论在推着上层人士走。”

每一个时代都有派别之分，人们对朝政都有不同的看法，一旦形成派别之后，往往又有左、中、右之分，有温和派、激进派之分。如果一个时代各种不同的派别携起手来，以大局为重，调整各种矛盾，互相尊重，这个国家就能治理好。如果各派中的激进派推动各个派别陷入无序的纷争，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那这个国家就完了。

人们往往说是阉党坏事，但阉党出现之前，东林党和楚党、浙党、昆党等的争论就已经坏事了。这种争论不死不休，各党都在找机会来打击对方。

明朝有各种各样的官员考核制度：一是考满，文官三年一考，九年考满，考满就要升官；二是考察，地方官三年一考察，京中官六年一考察（这叫作“京察”）。考满是考政绩，考察是考官绩。

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）考察的时候，东林党人士掌管着专门进行考察的吏部和都察院。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），还是他们主持考察。在这两次京察里，东林党对齐、楚、浙、宣、昆各党进行了大规模压制。当然，他们的这种压制主要是针对小官的，压制大官需要经过皇帝的允许。这种做法引起了其他党派极大的反弹。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，换成浙党主持考察时，他们也借机对东林党人进行报复，东林党的低品官员和行事高调的官员，基本上都被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贬了职。

六年后，到了天启年间，东林党重新掌管吏部和都察院，此时吏部由赵南星掌管，都察院由邹元标掌管。邹元标刚刚中进士的时候，有几个翰林院的官员抨击张居正夺情，因此受到廷杖。邹元标在午门外目睹了这一场廷杖。廷杖结束后，他没有收起弹劾张居正的奏疏，而是继续投递，导致自己也遭到廷杖，一条腿落下了终身残疾。但是到了万历后期，也是他最早提出为张居正平反。应该说，邹元标是一个有气节、有原则的人，这样的人主持都察院，应该是非常公正的。

但是，在赵南星、邹元标的主持下，东林党人还是犯了老错误，甚至是变本加厉地犯了老错误。他们党同伐异，贬斥异己，一方面获得一片喝彩声，另一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官愤、民愤。有人担心他们做得太过分会引起反弹，而反弹果然很快就开始了。

实际上，东林党引发的问题，在中国历史上都曾出现过，像东汉的“党锢之祸”、宋朝的“元祐党人案”等。非常不幸的是，这种事情在明朝接近于重演。从万历后期一直到整个天启时期，各种党争极大地损耗了明朝的元气。明朝之亡，不能不说与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有直接关系。

但到底是阉党的责任大，还是东林党的责任大，这就要看我们怎么分析了。可以这样说，即使没有阉党的出现，东林党和浙、楚、齐、昆、宣诸党的斗争仍然会延续。天启年间，东林党人执政，贬斥了诸党。但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六年之后的京察，诸党就肯定不会东山再起吗？即便六年后他们没有东山再起，十二年后呢？东林党人能够持续把控朝政吗？这很困难。东林党得罪的人越多，对立面越多，自身也就越危险。而且，东林党打击对手的手段越严厉，反弹的力度就会越大，对手的手段也会更加严厉。

在天启年间那一次京察之后，朝野上下有一阵子欢欣鼓舞。当时的朝廷被称为“众正盈朝”：东林党人认为，内阁、吏部、户部、都察院、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都是他们的人，他们的人都是正人，所以这是“众正盈朝”。

但是，任何一个看上去是“众正盈朝”的时候，都是危机四伏的。被他们贬斥为小人的那些“非正人”，一定会通过各种办法进行反击。东汉是这样，宋朝是这样，明朝同样如此。如果没有魏忠贤和阉党，东林党和其他诸党的斗争将长期延续。恰恰因为有了魏忠贤，各党对东林党人的报复，不用再等六年，更不用再等十二年，而是马上开始了。

魏忠贤可以说是天启年间一种妖孽般的存在。《明史》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都根据时人的描述，给魏忠贤做了画像：

第一是无赖。他是个无籍之徒，没有正当的职业，不务农，不经商，没有从事手工业，更没有考科举，是社会上一个流浪的混混儿。

第二，此人有至少三个喜好，一是喜欢喝酒。喜欢喝酒的人往往酒肉朋友多，人脉都很强大。二是喜欢赌博。赌博是个恶习，赌博场上无父子，这说明他不讲情面。三是喜欢骑马射箭。据说他射术和骑术都非常好，经常是“奇中”，别人都射不中，只有他可以射中。这三个爱好显示他性格果断，非常有担当，有胆识。此外，魏忠贤虽然目不识丁，但是博闻强记。我看到这些材料，觉得在这个时候的明朝，从办事的角度看，几乎没有一个文官能比得上这么一个人。甚至可以说，他具备政治家需要的一切特点。但非常不幸的是，他的名字叫魏忠贤。这是他本人的一个悲剧，也是明朝的一个悲剧。

大概在二十来岁的时候，魏忠贤与人赌博，欠下赌债。他被对方逼债，走投无路，干脆自宫成为宦官，进入皇宫。从年龄上来说，他比万历皇帝小约五岁。到了宫里，魏忠贤被分配在提督东厂太监属下，所以他对东厂非常熟悉。后来，在机缘巧合之下，魏忠贤被分配去伺候当时已经被立为皇太孙的朱由校（后来的明熹宗天启皇帝），成为朱由校门下的宦官。魏忠贤比朱由校大四十岁左右。按当时的年龄来看，魏忠贤不但算得上是长辈，而且算得上是祖辈了。魏忠贤对这个比自己小四十来岁的皇太孙投入了感情和爱心，千方百计地呵护他、养育他，使得朱由校对魏忠贤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

有意思的是，魏忠贤和朱由校的乳母客氏，即使不是一见钟情，也是性格投缘。他们成了好朋友，甚至有史料记载说，他们是“对食”，也就是情人。

这样一来，魏忠贤既得到了皇长孙的重视和信任，又得到了客氏的支持，人脉关系极其强大。等到朱由校继位之后，魏忠贤就走上了升官发财的快车道。他虽目不识丁，但排除了所有障碍，打破了所有制度，成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，对政事有了发言权。魏忠贤不但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，还提督东厂，拥有侦缉权。此外，他还提督宝和三店（宝和店是皇店），这就使他有了经济来源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魏忠贤的势力越来越大。他有胆识、博闻强记又心狠手辣，所以迅速成为宦官的首脑。而被东林党压制、排斥和打击的昆党、浙党、宣党、齐党、楚党等派系，也开始依附于魏忠贤。开始时他们攀不上魏忠贤，就攀附魏忠贤的亲戚，攀附魏忠贤手下的小宦官。各党的头面人物也开始依附于魏忠贤。掌权的东林党人一看，诸党依附了魏忠贤，有了更大的靠山后又开始死灰复燃，就觉得要想压制诸党，必须先打击魏忠贤。于是，东林党人把抨击的目标对准了魏忠贤。这又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败。

吏部尚书赵南星是东林党人的头面人物，清正廉洁，不徇私情，魏忠贤很佩服他。但是，赵南星不但瞧不起魏忠贤，还不断给他脸色，当着明熹宗的面奚落、斥责他，这就为日后埋下了隐患。

这时出了一件大事。“东林六君子”之一的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，历数魏忠贤的种种罪行，列出了二十四大罪状。这二十四大罪状一传出，所有人都认为魏忠贤这回罪责难逃，死定了。其实并非如此。我想强调一个事实：几乎所有时代文官和宦官的斗争，都是以文官失败而告终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疏不间亲。文官们根本不知道皇帝在想什么。他们认为的天大的事情，在皇帝那里，其实根本就不是事情。

杨继盛当年弹劾严嵩，根本不说“严嵩”两个字，他把“严”字改成了“贼”字，整篇奏疏里都是“贼嵩”如何如何。但是嘉靖皇帝一看，这不都在说他吗？奏疏里提到的很多事情是朝廷办的，并不都是严嵩办的，而且很多罪状都是吹毛求疵的。

徐阶在整严嵩的时候，将他的儿子严世蕃下狱，大理寺罗列了他的种种罪状，准备置严世蕃于死地。徐阶一看，笑了，说：“你们要替严世蕃开脱？”

大理寺的大臣们急了：“徐大人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是要严惩严世蕃。”

徐阶说：“你们把这样的罪状提交上去，严世蕃马上就能出来。因为你们说的这些事情，都是朝廷的事。”在徐阶出主意之后，严世蕃才被处死。

只有皇帝身边的人知道皇帝真正想什么。士大夫弹劾宦官的时候，经常不得要领。

杨涟列出的二十四大罪状，不但没有扳倒魏忠贤，反而把魏忠贤彻底推到了东林党的对立面。魏忠贤心中仅有的一点儿对东林党人的敬意和宽容荡然无存了，从此决心要杀戮东林党人。

当然，也有些“有识之士”看得很清楚。这些“有识之士”主要分两类：

一类是东林党人或同情东林党人的有识之士，他们觉得杨涟这一弄，弄得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。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看到了这一点，他向皇帝提议，让魏忠贤暂避锋芒，回家休养一段时间，这就是讲策略了。天启皇帝没有同意，在他看来，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，绝大多数是诬陷，是不实之词，并且这二十四大罪状还有讥讽朝廷、讥讽皇帝之意。

还有一类是浙党、昆党、齐党、楚党、宣党里的“有识之士”，他们一看到杨涟列出的二十四大罪状，非常高兴，觉得他这是在自寻死路，是在帮他们的忙——魏忠贤起先不忍心对东林党下手，现在这个“二十四罪”一出，终于决心下手了。于是，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地投靠魏忠贤，而东林党人将他们统统斥为阉党，并且坚定不移地和他们划清界限，阉党就此形成。

但是有意思的是，所有被东林党人斥责为阉党的人，从大学士、吏部尚书到六科给事中，并不因此为耻，而是以此为荣，他们认为自己是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。到了这时，这场党争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，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都认为自己是正人，都斥责对方是奸邪。

当时有人发表评论，说正德年间依附于刘瑾的官员都是偷偷摸摸的，唯恐别人知道；但是到了天启年间，大家依附于魏忠贤，都觉得自己光明正大，没什么丢人的。大家看到，凡是依附于魏忠贤的所谓阉党，无不加官晋爵；凡是和阉党、魏忠贤作对的，无不遭殃，高级官员被逼辞职，低品官员直接被贬斥，甚至被下狱。以杨涟为代表的所谓“东林六君子”统统被下狱，他们有的被处死，有的自杀，有的死在狱中，造成了一场极大的冤狱。如果说他们犯了罪，那就是指责了魏忠贤、和所谓的阉党对抗。这实际上不是什么罪，但是在那时就变成罪了。

一旦官场和社会疯狂到这样的程度，就是时代的悲剧了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道理可讲。东北的女真人步步紧逼，没有人去管，熊廷弼在东北抵御女真兵，立下大功，但是也因为党争的问题被斩首，传首九边。这样一来，谁还给朝廷办事？那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——依附于阉党。

北京的官员通过各种关系成为阉党，地方官也想攀附魏忠贤。但地方官见不到他，于是有人投机取巧，在自己的管辖地界内建立魏忠贤的生祠（也就是在魏忠贤还活着时就给他建庙），来表彰他的丰功伟绩。有人向魏忠贤报告说：“某地已经有你的生祠了。”魏忠贤一听说此人是谁，就立即给他升官。这就成了一种榜样，其他的地方官也纷纷效仿：这个县立生祠，那个县也立生祠；这个府立生祠，那个府也立生祠。

开始的时候，谁立了生祠，魏忠贤知道后就给予谁奖励。到了后来，全国各地都立生祠。如果有谁不立生祠，被魏忠贤知道，那他就要受到惩罚。这样一来，国已不国，朝廷也不朝廷了，人们完全没有是非之分，也不再认真办事，而是在意气用事。

这样的情况，一直延续到崇祯皇帝上台以后魏忠贤被杀才告一段落。崇祯皇帝继位以后贬斥阉党，可东林党人再次出手，继续党同伐异。

有两个数字能说明当时有多少人被卷入党争。

在阉党执政期间，有一个阉党叫韩敬，他按照当时非常流行的小说《水浒传》中的一百零八将，把他们认为的东林党人一个一个列出来，编为《东林点将录》：有“五虎上将”，有“正面先锋”，还有“及时雨”，等等。《东林点将录》一共列出了“一百零八将”，从内阁的大学士、六部的尚书侍郎、都察院的都御史，一直到各部的主事、给事中、御史等。它得以推广，靠的是另外一个叫王绍徽的阉党。韩敬和王绍徽都不是等闲之辈。

韩敬是宣党首脑汤宾尹的学生，天分极高，儒、佛、道三教皆精，深得汤宾尹的器重，通过汤宾尹的违规操作，韩敬连中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的会元、状元，后来因此被弹劾。天启年间，韩敬投靠阉党，弄了《东林点将录》，并且堂堂正正地署上了自己的籍贯和名字：“归安韩敬。”归安在现在浙江省湖州市，在明朝是湖州府的归安县。如果谁是归安县的人，就像是杭州的钱塘人、苏州的长洲人一样光荣。

王绍徽是陕西人，在魏忠贤掌权的时候曾做到吏部尚书。他在做六科六部的官员时曾经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，干了很多好事，但是由于出身不好，不是东林党人，而被东林党斥责为阉党。

等到崇祯年间，翻盘的东林党人又搞《奸党录》，一共惩治了三百多人，同样也是从内阁大学士、司礼监太监到各部官员。

东林党、阉党里都有很多有识之士，但是，一旦他们在这个疯狂的时代被卷进党争，明朝直接就会被拖垮。

可以说，明朝的整个官场都被卷入党争之中。明朝的灭亡，无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都应该承担责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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