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甘露之变”的阴谋

这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故事。如果你足够肤浅，也会这样认为。

这个故事中，几乎囊括了一切类型电影的关键词：阴谋、惊悚、悬疑、宫廷、格斗、刺杀、皇帝、官宦、宰相、陷阱、逆袭、悲剧、偶然、意外、周密的筹划和猪一样的队友……所以说历史本身无须虚构就比小说精彩。

讲这个故事前，先看一个对话。

开成四年（公元839年）的一天，唐文宗李昂一个人在后宫愣神，“瞠目独语，左右莫敢进问”，随后题诗一首：“辇路生春草，上林花满枝。凭高何限意，无复侍臣知。”这位皇帝在观赏牡丹时，又吟《牡丹赋》：“俯者如愁，仰者如语，合者如咽。”吟罢才想起这是前宰相舒元舆的作品，“不觉叹息良久，泣下沾臆”。这一年冬天，文宗欲在延英殿召见宰相，但被宦官拒绝。他辗转至思政殿，问：“今日哪位大臣在翰林院值班？”

宦官：“中书舍人周墀。”

文宗：“那我可以见见他吗？”

这一次被宦官允许。

周墀来到后，君臣进行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对话。

文宗：“你说我像以前朝代的哪位皇帝？”

周墀：“唐尧虞舜，殷汤夏禹。”

文宗：“你说的这些我不敢比。你觉得我比周赧王、汉献帝如何？”

周墀震恐，拜倒在地：“赧、献乃亡国之君，如何与陛下比？！”

文宗苦笑：“我比不上他们。周赧王、汉献帝，受制于强大的诸侯，而我却受制于家奴。”说罢，泪落衣襟。

这个桥段，很多人耳熟能详。

讲文宗皇帝的故事，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唐朝的分期。

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，这是人们熟悉的概念，但这只是唐诗视角下的说法，比如认为盛唐结束于代宗大历五年（公元770年），看起来叫人莫名其妙，仔细端详会发现：杜甫死于这一年。所以，这种时间分期不能用于社会角度下的唐朝。

社会视角下的唐朝，以盛、中、晚、残四阶段划分更准确：

从唐朝建立到玄宗时代，盛大开放，气象瑰丽，为盛唐时代。盛唐和中唐的分界线，就是天宝十四年（公元755年）的“安史之乱”，这当然没有疑问。但中唐和晚唐的分界线在哪儿？历来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唐宪宗元和中兴结束后，就直接进入晚唐了；有人认为，唐穆宗长庆时代仍属中唐，之后才是晚唐；还有人认为，真正意义上的晚唐，是从完全不可救药的唐懿宗咸通时代开始的。这些都不太准确。真正的分界线是本故事所讲的“甘露之变”（晚唐和残唐的分界线，则以僖宗即位、黄巢暴动为标志）。

唐文宗一共使用了两个年号，前九年用的是“大和”，后五年用的是“开成”。“甘露之变”爆发于大和九年（公元835年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。在这一天，皇帝与宰相密谋，欲在深宫里诛杀专权的宦官，但事变在瞬间被逆袭而失败，结果导致皇帝被幽禁，四名宰相被腰斩，长安城中大肆搜杀，死难士民超过千人，成为唐朝第一痛史，对朝廷的政治格局和大臣的心灵走向起到了巨大的影响。

“甘露之变”是宰相、大臣协助皇帝铲除专权宦官的行动。那么就得说说唐朝宦官专政的情况。

这个情况并非从我们熟悉的高力士开始。力士谈不上专权，顶多为玄宗所宠信。而且，力士至死都忠心于玄宗。唐时宦官之恶，是从李辅国开始的。此人抓住一个机会，在“安史之乱”中拥立唐肃宗，使玄宗被迫成为太上皇。而肃宗又是个非常无能的人。所以，大权尽落在李辅国之手。后来，此人涉嫌谋杀了作为太上皇的玄宗，还在宫廷格斗中处决了肃宗的老婆张皇后，当时正在病中的肃宗因此惊吓而死。可以说，从一开始，专权的唐朝宦官就玩得比较狠。

但肃宗之后即位的代宗对付宦官是很有手腕的：先派刺客刺杀了李辅国，又诱杀了此后专权的鱼朝恩，并且流放了另一名著名宦官程元振。一个皇帝解决了三大宦官，这一记录可谓唐朝之最。但仔细深究也好理解，因为这时宦官还没掌握禁军。但随后的德宗时代就不同了。

德宗一度想削平藩镇，但最终失败，其间引发“泾原兵变”：平叛的甘肃泾原士兵路过长安，因不满待遇而哗变，德宗出逃时，身边大臣没几个，倒是一群宦官保护了他。返回长安后，切身经历让他作出一个并非明智的决定：禁军主力神策军的两名司令官即左、右神策军护军中尉，直接由宦官担任。

这是个可怕的开始。

换个说法就是，宦官担任了皇城警备军司令。这就不好办了。从此之后，直到唐末宰相崔胤引军阀朱温大杀宦官前，唐廷一直在阉人可怖的阴影下运作，他们牢牢地控制着皇帝的生死和皇位继承的决定权。

现在可以说到“甘露之变”的主人公文宗皇帝了。

文宗的祖父宪宗、哥哥敬宗，这两任皇帝都直接死于宦官之手。尤其是开创了“元和中兴”局面的宪宗之死，叫文宗久久不能释怀。当时，宫内外都传是宦官王守澄指使小宦官陈弘志毒杀了宪宗。由于这件事涉及文宗的父亲也就是穆宗（传言穆宗当初为登上皇位而参与了弑杀），所以最后不了了之，涉案的王守澄仍在宫中担任要职，直接手刃宪宗的陈弘志则在襄阳做监军。杀了皇帝，却什么事都没有，这叫文宗怎么也想不通。不但文宗想不通，后人也想不通：这唐朝也太开放了，大明宫的幕布也太黑暗了。

文宗即位后想有作为，一来二去发展了两个心腹：宰相李训、凤翔节度使郑注。三个人合谋，开始一步步铲除宦官，尤其是涉嫌弑君的“元和逆党”，这期间提拔了另一名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，分当时最大的宦官王守澄之权。仇此前一直为王守澄压制，其在出任要职后立即向文宗密报：元和十五年（公元820年），宪宗一夜之间暴崩，确是王守澄指使宦官陈弘志所为。至此，这个传言就被证实了。

文宗隐怒骤起，随后依次使计，杖杀了陈弘志，毒杀了王守澄。但此时，仇士良又坐大。所以，按郑注的计划，叫包括仇士良在内的大小宦官全体出动，给王守澄送葬，在长安郊外将其一网打尽。但李训担心此举成功后郑注将获首功，于是在联络了另一名宰相舒元舆，以及左金吾将军韩约、未上任的太原节度使王璠、未上任的邠宁节度使郭行余、代京兆尹罗立言、御史中丞李孝本后，决定在大和九年（公元835年）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提前在皇宫内动手，诛灭众宦官。在这里，有一个大疑问：是杀所有的宦官，还是专权的宦官？假如文宗要处决皇宫里所有的宦官，是最终废除宦官制度，还是说换一批新宦官？在当时来说，前者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。但如果是后者，那么仍解决不了已形成传统的宦官干政问题。

从官职上说，这个剪除宦官的政变阵容很强大。

也就是说，四位宰相中的两人，以及长安市代市长、禁军高级指挥官和部分重臣都参加了。

接下来，看看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按李训制定的计划，当日上朝后，左金吾将军韩约向文宗报告，说大明宫左金吾庭院内的石榴树上突现预示吉祥的甘露，报告完毕后李训等人一起向皇帝祝贺，此时韩约悄悄返回已伏有兵士的左金吾庭院。文宗在表示诧异后，派李训前去查看甘露降临是否属实，李训回来后对甘露的真实性提出质疑。接下来，文宗再派宦官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、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鱼弘志带一班宦官去查看。当他们进入左金吾庭院后，立即关闭大门，由埋伏在那里的韩约率人将他们一并扑杀……

这个计划还是非常周密的。按部就班，每个环节都涉及了。皇帝、宰相、大臣都开始进入角色，令人紧张而窒息的“戏”开始了：

前面部分进行得很顺利，从文宗到李训再到韩约，三个人在宦官面前演得还不错。

问题出现在后面，最关键时刻有人掉了链子。这个人就是第二次进入角色的左金吾将军韩约。

说起来，这名将军在长安大名鼎鼎，因为他是个特别出名的烹饪大师和美食家。跟后面的宋明王朝相比，唐朝虽然还不是市民社会，但人们已经开始初步懂得如何享受生活了，特征之一就是唐朝贵族和士人嗜吃，按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，长安流行的美食有：萧家的馄饨（汤鲜味美，去其肥汁，可以煮茶）、庾家的粽子（莹白如玉，估计是江米的）、将军曲良翰烤的驼峰（烤驼峰是从西域传来的，烤前切成片，加上香辣佐料，味道鲜美），还有就是韩约做的樱桃毕罗。

什么是毕罗？简单地说，就是从西域传入的一种带馅的烧饼。

这位金吾大将军亲手做的毕罗，熟后樱桃颜色不变，被称为“长安一绝”。除善做樱桃毕罗外，按照段成式的记载，他还能制作“冷胡突鲙”，类似于带有鱼肉的片汤；“醴鱼臆”，甜味鱼胸；“连蒸诈草獐皮索饼”，一种獐肉饼。如果在一个夜宴的局上，韩将军的手艺必定会赢得宾朋的交口称赞。但是，这位厨艺了得的将军，干起正事时却不管用了。

整个计划的开头，是韩约跑进大殿，向文宗皇帝禀报他所在的左金吾庭院的石榴树上天降甘露。演这场戏时，韩约虽然也很紧张，但最后蒙混了过去，没被宦官看出破绽。但当仇士良、鱼弘志两大宦官带人进入左金吾庭院后，直接面对石榴树下的韩约时，这位韩将军的心理在瞬间崩溃了。

在文宗时代之前，宦官已经专权几十年，杀害了玄宗、顺宗、宪宗和敬宗四位皇帝，这些面容古怪阴森的阉人，已经树立起自己强大的权威。所以，当韩约直面仇士良时，由于过度紧张，脑门不断冒汗，一下子引起仇的怀疑。此时正是深冬季节，天是非常冷的，如果不是心里有鬼，何故如此？！就在这时候，风吹幕起，仇士良发现幕布后面竟伏有士兵，于是怪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

仇士良是广东人，说一口带粤语味的长安官话。加上身为宦官，嗓音尖利，这一嗓子响彻了整个庭院。所有宦官都惊了，在仇士良的带领下，他们掉头就往回跑。守门的金吾卫士本想关大门，但被仇士良高声怒斥，愣神间，一伙宦官已经逃了出去！

在逃出的路上，仇士良越想越不对劲，回想事情的一幕幕，似乎是个早已设计好的圈套。但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态，他一时间也无法确定谁是主谋，更不知道文宗是否参与了阴谋。在这最危急的时刻，这名唐朝巨宦比那韩约冷静多了。虽然此时仇士良不能断定谁参与了阴谋，但他知道一点：要想转危为安，无论皇帝有没有参与政变，他都必须将其控制在手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那么整个事情他没有翻盘的可能。这个瞬间的决定在后来被证明是他逆袭成功的最关键因素。

在仇士良带领下，宦官们向含元殿狂奔而去。

大明宫一共三重大殿，第一重大殿是含元殿，第二重大殿是宣政殿，第三重大殿是紫宸殿。按唐人笔记《剧谈录》记载，“含元殿，国初建造，凿龙首岗以为基址，彤墀釦砌，高五十余尺，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阙，龙尾道出于阙前。倚栏下瞰，前山如在诸掌。殿去五门二里，每元朔朝会，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，金甲葆戈，杂以绮绣，罗列文武，缨珮序立。蕃夷酋长仰观玉座，若在霄汉。识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，未有如斯之盛。”

当日早朝，文宗最初是在紫宸殿接见的大臣。在被报告石榴树上发现甘露后，文宗就带着谋划事变的宰相李训、舒元舆以及一部分大臣转到了前面的含元殿；还有一些大臣，在另两名宰相王涯、贾餗的率领下，去中书省议事了。中书省在哪儿？也在皇城里，即延英殿（皇帝与重臣议政的主要宫殿）外面一侧的小平房。

现在，仇士良想的是：如果不把皇帝控制在手，那么无论他跑到哪儿都会被逮住。这没有任何悬念。即使他手里掌握有神策军，那么最后他仍是死路一条。正是怀着这个想法，仇士良带着鱼弘志等宦官百米冲刺般跑回含元殿。此时，作为整个事件的主谋，李训以及另一名宰相舒元與和一些大臣也在含元殿。

在仇士良去左金吾庭院后，李训就开始按计划调动了，他叫太原节度使王璠、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上前接旨。郭行余胆子还大点，上前领了命令，而王璠跟韩约一样，紧张得迈不动腿，以至迟迟不能接旨。这个政变团队的心理素质是如此糟糕。

仇士良等人狂奔冲入含元殿。

插一条《酉阳杂俎》的记载：“韦斌虽生于贵门，而性颇厚质，然其地望素高，冠冕特盛。虽门风稍奢，而斌立朝侃侃，容止尊严，有大臣之体。每会朝，未常与同列笑语。旧制，群臣立于殿庭，既而遇雨雪，亦不移步廊下。忽一旦，密雪骤降，自三事以下，莫不振其簪裾，或更其立位。独斌意色益恭，俄雪甚至膝。朝既罢，斌于雪中拔身而去……”

说的是，出身世家大族的韦斌，每次朝会时都仪表严整，即使天降大雪，仍一动不动地站立在庭院中。韦斌是盛唐玄宗时代的人，也就是说当时朝会大臣们还是站在庭院而非大殿里。中唐以后这种规矩才慢慢变化，在朝会时，大臣们可以进入殿内了。但此时，正式的朝会已经结束，按规矩大臣们还是应该在庭院中等待石榴树上现甘露的消息，但文宗皇帝比较富于同情心，因为正是寒冬时节，所以他破例叫大臣们在殿内等候。

在仇士良等人冲进大殿的时候，李训知道韩约那边把事搞砸了。但此时，仇士良不能确定在场的大臣中谁是谋主，所以他并没搭理李训，而是直接跑上玉阶，拉起龙椅上的文宗就走，并大呼：“今日事急矣！请陛下升辇入内！”

在场的大臣们目瞪口呆。

殿外有文宗的玉辇，实际上也就一轿子。仇士良带着宦官把文宗塞进轿子，抬起来直奔后宫，也就是宣政门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，殿上的大臣们都不及反应。李训的神经还算强大，站在殿门口高喊：“金吾卫士上殿！护驾者，赏百千钱！”

喊过这一嗓子后，仇士良并没有怀疑到李训。但李训第二嗓子让仇士良明白了一切。李训的第二嗓子是：“臣奏事未竟，陛下不可入内！”

此时整个大殿上完全乱了，大臣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李训死死抱住文宗的轿子不放，跟仇士良发生贴身肉搏。直到这时候，没参与政变的大臣才知道事情不妙。接下来，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不是帮着李训诛杀宦官，也不是帮着宦官逆袭李训，而是为了避免牵连，自顾自地夺门逃跑了。

上朝前，李训为防备万一，在靴子里藏了把匕首。在与仇士良搏斗中，这位老兄猛地拔出匕首，还真把对方吓了一跳。但李训毕竟是个文官，没任何格斗经验，虽然手里握有利器，但连刺了几下都没刺中。聪明的仇士良并不恋战，在一名宦官的帮助下，终于摆脱了李训，跟鱼弘志等人抬着装有文宗的轿子奔入宣政门，随后把大门紧闭，高呼万岁。

仇士良现在太明白了：现在皇帝在手，他胜了！

再说含元殿那边，几十名没能走脱的宦官被猛然冲进来的金吾卫士砍杀。

按李训事先的安排，大明宫正门丹凤门外有一支人马在待命。事变爆发后，这支人马也冲了进来。但这是一支杂牌军，来自太原节度使王璠、邠宁节度使郭行余招募的兵丁。此外，还有代京兆尹罗立言手下的巡逻兵，以及御史中丞李孝本的仆从家丁。在李训的招呼下，罗立言和李孝本手下一共五百多人杀了进来。王璠的手下则来了一部分，至于郭行余的手下见情势不妙，并未入内就一哄而散了。

由于仇士良已劫持文宗跑了，所以含元殿上的格斗已失去意义。接下来，灾难开始了。

宣政门里，仇士良喘了一口气。他看着文宗。后者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对这位大唐皇帝，仇士良没立即发作，只是用宦官特有的嗓音冷笑了一声。文宗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仇士良的冷笑太复杂了，既有庆幸与蔑视，又有怒怨和不平。因为他认为，当初诛杀王守澄，自己是立了大功的，现在反被谋算。

于是灾难真的开始了。

仇士良一声令下，神策军打开大门，冲了出来……

李训手里的兵力，除了一部分金吾卫士外，还有上面说的那几百人。此时杀出来的神策军，开始只有仇士良直接指挥的左军，五百人而已。但这神策军是禁军中最精锐的一支，所以一下子局势就逆转了。

随后，鱼弘志指挥的右军也出动了五百人，这一千人把李训那边的杂牌军诛杀殆尽。但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因为仇士良越想越生气。他随即下令，神策军杀向延英殿旁的中书省，去全歼在那里议事的官员。

这个计划是疯狂的。

当神策军杀来时，中书省的官员们正准备吃午饭。王涯、贾餗两宰相都没参与政变。当听到神策军扑来且见人就杀时，大家根本来不及琢磨是怎么回事，就纷纷夺门而逃。没能逃走的大臣和中书省工作人员共六百多人全部死难。

接下来，仇士良下令长安全城戒严，捕杀所谓逆党。这个过程中，又有一千多名无辜士民被杀。

事变失败后，李训第一时间从宫中逃出。为迷惑他人，一边纵马飞驰，一边大喊：“我有何罪，把我贬到外地为官？！”

这样的场面，令人五味杂陈。

出长安后，李训奔终南山，想藏在故友华严宗大师宗密和尚那里。后者想收留他，将其剃度为僧，但终被弟子劝阻。李训只好转奔离长安不远的凤翔，也就是盟友郑注那里。但在路上即为人擒拿。李训知道落在仇士良手里遭凌迟是必然的，所以对押解将士说：“你们把我送到长安，功劳必被神策军夺去，不如现在就杀了我，把首级送给他们。”

押解将士满足了李训……

就这样，“甘露之变”以皇帝、宰相、大臣的完败而告终，宦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：

李训，时任宰相，由长安往凤翔逃的途中被捕，被砍首；

舒元舆，时任宰相，逃至安化门，被捕，遭腰斩；

王涯，时任宰相，事先没参与政变，乱中跑到永昌坊的一家茶馆，在那里被捕，最后屈打成招，遭腰斩；

贾餗，时任宰相，同样也没参与政变，慌乱中逃至兴安门，被捕，遭腰斩；

王璠，时任太原节度使，逃至长兴坊府邸，被捕，遭腰斩；

郭行余，时任邠宁节度使，逃至平康坊，被捕，遭腰斩；

罗立言，时任代京兆尹，逃至太平坊，被捕，遭腰斩；

李孝本，时任御史中丞，逃至咸阳外郊，被捕，遭腰斩。

在腰斩以上宰相和大臣时，仇士良叫百官必须到场观看，从心理和精神上彻底摧毁了那个时代的大臣。

在长安，最后一个落网的是那位金吾将军兼烹饪大师韩约。事败后，他也逃出大内，在长安潜藏了几天，可这天晚上实在太饿了，于是出来觅食，在崇义坊被神策军捕获。被捕后，韩约为自己辩解，说：“正是因为我当时故意流汗提醒中尉大人，才使得李训没能得手啊，我是有功的。”

仇士良在场，听后大笑，说：“那我就不腰斩将军了。”

韩约大喜，说：“来世愿为牛马。”

仇士良说：“我直接取你项上人头！”

事变爆发时，郑注曾带数百亲兵前往支援，途中得知李训已败，就只好返回凤翔。仇士良密令在凤翔监军的宦官，叫其扑杀郑注。这个世界有多么奇怪。纵观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，如果宦官想策动政变，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，很少有失手的。不谈智商的事，那未必靠得住。关键大约在于：他们虽然失去了阳物，但却有着极其强大的神经，做起事来是那样从容不迫。

在凤翔，对付郑注的宦官是个叫张仲清的无名小辈。

虽然此人一时间不知怎么扑杀郑注，多少有些迷惘，但却没露出任何破绽。最后，在部将帮助下，设计宴邀郑注议事。

此时的郑注已是进退维谷。他当然知道，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。但是，他没法跑。是啊，作为凤翔节度使，一个朝廷大员，他就算有潜逃之意，能跑到哪呢？人生中最难受的不是绝望，是无望。绝望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么一说。无望呢？是完全没希望了。

对郑注来说，就是等死了。

郑注带着凤翔节度副使钱可复去赴宴。

真正是宴无好宴。郑注眼神特别差，高度近视。宴席上，当对方抽刀时，他还没看清那人在干什么，就当场被斩了。钱可复亦遇害。郑注死前不知道的是：多年前，段成式的一位朋友，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幕的发生。

这位朋友叫石旻，精通藏钩（一种猜物游戏），又善于预言，敬宗宝历年间，他随吏部尚书钱徽及其弟钱可复至湖州，钱氏兄弟想吃兔饼。时为夏季，属下好不容易捉到几只兔子。石旻见后笑道：“可将兔皮留下，我记一事。”遂钉皮在地上，用红笔写下道符，自言自语：“恨较迟！恨较迟！”钱可复问其意，石旻答：“我只是想记载一下兔年将要发生的事而已。”

钱可复与郑注死难这一年，正是兔年。

事变后，仇士良、鱼弘志除给自己加官晋爵外，还取得了参与延英殿议政的资格。在以往，能在这个地方与皇帝议政的只有宰相、重臣。而且，仇士良严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，动不动就举“甘露之变”数落文宗。面对数落，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头老实地听着。从此，专权的宦官“上迫天子，下凌宰相，视朝士如草芥”。

“甘露之变”后，人人自危。事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，但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，通过采访，从侧面写到了这段痛史：“永宁王相王涯三怪：淅米匠人苏润，本是王家炊人，至荆州方知，因问王家咎徵，言宅南有一井，每夜常沸涌有声，昼窥之，或见铜厮罗，或见银熨斗者，水腐不可饮。又，王相内斋有禅床，柘材丝绳，工极精巧，无故解散，各聚一处，王甚恶之，命焚于灶下。又，长子孟博，晨兴，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，踪至大门方绝，孟博遽令铲去，王相初不知也，未数月及难。”

事变中遇难的宰相之一王涯，本没有参与剪除宦官的谋划，最后在酷刑下违心招供。王跟韩愈是同期进士，算朝中的老人了。“甘露之变”爆发这一年，他已七十岁，是退休的年龄了。此前，有人曾劝其隐退，但王恋恋风尘，舍不下利禄，最终在退休前一刻死于非命。王涯死后没多久，身在荆州的段成式采访到从长安逃到该地的王家厨师苏润，得知事变爆发前王家出现三件怪事：

一是王家宅南有井，每到夜里便有沸腾之声，白天苏润曾窥视，有时见铜厮罗（洗手用的器具），有时见银熨斗，打其水，水质有腐味而不可饮；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禅床，以柘木和丝绳制造，但后来无故地解散；三、其长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见厅堂地上有凝结的血迹一串，到大门口才消失，叫家人铲去。怪象发生几个月后，王涯被杀。当然，这只是传说。但这种传说，为“甘露之变”蒙上一层永远无法去除的感伤。

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之一，如果说东汉和明朝的宦官还不敢把皇帝怎么样，顶多是干预朝政、对抗大臣，那么在唐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嚣张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他们杀皇帝如儿戏。唐朝有两个皇帝于正史中被明确记载死于宦官之手：唐宪宗和唐敬宗。另有三个皇帝的死亡真相则被唐人隐秘地记载于笔记中：唐玄宗（死于宦官李辅国之手，《杜阳杂编》有隐晦记载）、唐顺宗（死于宦官俱文珍之手，《续玄怪录》“辛公平上仙”即写其秘事）、唐宣宗（死于宦官王宗实之手，唐末史书《东观奏记》有隐晦记载）。

仇士良虽没亲手杀过皇帝，但在其掌权的八年里，幽禁了一个皇帝，诛杀了四名宰相，刺伤了一名宰相，处决了二名亲王，斩了一名皇妃，矫诏擅立了一个皇帝，最后决定退休了。

那是唐武宗会昌四年（公元844年）。虽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位，但这武宗皇帝天性英武，重用铁腕宰相李德裕，君臣一唱一和，仇士良控制不住。离开皇宫前，一帮宦官来送行，询问如何方可保持权势，仇说了这样一番话：“天子不可令闲暇，暇必观书，见儒臣近则又纳谏，智虑深远，减好玩，省游幸，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。为诸君计，莫若殖财货，盛鹰马，日以毬猎声色蛊其心，极侈靡，使悦不知息，则必斥经术，暗外事，万机在我，恩泽权力欲焉往哉！”

归根结底一句话：不能叫皇帝闲着，当令其沉浸于声色娱乐，只有这样才可以控制在手里。

但退休后没多久，仇士良就暴死了。又过了不久，朝廷宣布在其府邸发现上千件兵器，武宗立即下旨，削去仇一切官爵。在这里需要说的是，虽然史上记载仇是正常死亡，但从这一系列事情看，他极有可能是被武宗派刺客刺死的，仇出宫后的结局跟肃宗时代的巨宦李辅国太像了，而李就死于代宗所派刺客之手。如果是这样，倒也得其所！

关于“甘露之变”，人们在读史时，每至此事无不扼腕。本来计划挺好的，怎么就一下子被仇士良逆袭了？假如当时韩约不露出破绽，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？如果依了郑注的计划，在给王守澄送葬之际于长安城外诛杀宦官，是不是胜算更大？但历史不相信假设，它的结果只有一个：甘露大冒险彻底地失败了！

但值得一提的是，事变结束后，很多大臣都拍手称快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李训、郑注原本就是小人，发迹最初依靠的就是宦官，最后诛宦官仅仅是投机而已，所以并不值得同情。也就是说，“道德正确”压死了二人。

但事情真有这样简单吗？

郑注、李训确实都不是传统标准里的道德完备之人。郑注最初是干吗的呢？走江湖的郎中。虽然出身低贱，被很多大臣看不起，且相貌难看，眼睛还有疾病（“尤不能远视”），但医术却非常高明。此外，性情“诡谲狡险”。他本姓鱼，后私自改成唐朝最显贵的四大姓之一的郑姓（崔、卢、李、郑）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郑注结识了在平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中雪夜袭蔡州的著名人物李愬。李转任徐州节度使时，把郑注引荐给了当时在徐州监军的宦官王守澄，称郑注是天下奇才，搞得王很感兴趣。当王回宫廷任职时，顺手也把郑注带到了长安。

郑注出身江湖游医，朝中大臣都不爱搭理他。但王守澄非常看重郑注，经常与之通宵达旦地畅谈时事。郑注虽高度近视，但能言善辩。举个例子：当时，王守澄是右神策军护军中尉，左军中尉叫韦元素，此人讨厌郑注，想谎称有疾，叫郑为他看病，趁机将其捕杀。郑注还真来了，当发现不利于自己时，便口若悬河地跟韦元素聊起来，直到韦不知不觉地拉住郑的手，最后不但没杀郑注，还“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”。但郑注脱险后，即鼓动王守澄贬韦元素出宫做监军，又建议王在路上将韦杀掉。

郑注真正得势源于文宗突患风疾，一度不能说话。王守澄推荐了郑注，后者还真就把病看好了，文宗从此也开始宠信其人，任命他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，又升工部尚书，充翰林侍讲学士，自由地出入宫廷。

就在郑注得势时，又出现一个李训。李训跟郑注比起来还是有背景的，来自著名的陇西李氏，自己也是进士出身。善解《易经》的他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为自己的亲戚去行贿郑注，后者遂将其推荐给王守澄。跟郑注比，李训高大魁梧，风神轩昂，善于演讲，特别能感染人的情绪。王守澄也比较喜欢李训，就把他推荐给文宗。一来二去，李训也当上了皇帝身边的翰林侍讲学士。

很多人说，郑注狡险，善揣人意，反复无常，睚眦必报，那李训也不怎么样，谁得罪了他们，必将其清除出朝廷而后快。当时，“牛李党争”已经愈演愈烈，文宗曾发出“去河北藩镇易，去朝廷朋党难”的感叹。这两派互相打击。郑注和李训呢，则全面开火，是既打击牛党，也打击李党，把包括李德裕、李宗闵在内的很多大臣都贬出长安，所以得罪了不少人。

其实，去除朋党和铲除宦官一样，是文宗政治理想的一部分。这也是他重用郑、李的原因。所以，打击牛李二党这件事，不能单纯地认为是郑、李人品不好，或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好恶。很多人在回望那段历史时，把这个关键且本质的细节忽略了。

就这样，文宗皇帝、郑注、李训三人成立了一个反对宦官和朋党的秘密联盟。

郑、李二人虽是王守澄推荐的，但并不妨碍他们最终站在皇权一边。随后，连续成功诛杀了王守澄等人。此时李训已被升为宰相，有一次，跟郑注密谈，说要铲除宦官必内外合力，所以想叫郑到离长安最近的凤翔做节度使，以便直接掌握军队。一向被认为狡诈的郑注，十分爽快地答应了。从这个细节看出来，郑注没有过多地想自己的得失。否则，他完全可以拒绝跑到凤翔去做地方官。

同时，郑注出了条奇计，就是前面说的，趁在长安城外为王守澄下葬之际，他率领亲兵，扑杀包括仇士良在内的大小宦官。但李训此时的欲望更大，不但担心郑注抢去首功，而且亦有意诛杀宦官后再杀郑注，所以带着一群不靠谱的帮手，在皇宫中抢先发难，终被经验丰富的宦官反戈一击。

但在那么多大臣甘于随波逐流甚至见了宦官都哆嗦的时代，一个眼神儿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个研究《易经》的人站了出来。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。因为稍一失手就满门皆灭。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钻营，想往上爬。仔细一分析，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不成立。对李训、郑注来说，一个事变前就当上宰相了，已经位极人臣了；另一个则是文宗眼前的红人。所以说，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理想支撑着，他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大冒险。清代学者尚宛甫说得非常好：“训、注虽谲进，然乱贼人人得诛！举世畏宦官，训、注独舍生诛之，使其谋成，则武、宣、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。”

史上的评价，对李训还稍微好点，对郑注则出奇的低。其实，郑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个只知党同伐异的小人。举个例子，当初，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，郑注担任新职前举荐了仓部员外郎李款接替自己的旧职。

文宗说：“郑注啊，这李款以前曾向我弹劾过你。”

郑注答：“加臣之罪，虽于理而无辜；在款之诚，乃事君而尽节。”

这话也是响当当的。由此可见人性的复杂，任何一棍子打死的事都是不可取的。最初，郑注只是个飘零江湖的郎中，但无常的命运与个人的奋斗，把他一步步推到时代舞台的中央，并最终让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。

“甘露之变”失败了，主要原因在于李训，首先没执行更稳妥的郑注的计划，其次用人不当，韩约之类皆不堪大任。这是历史的定数，又充满了偶然，乃至于诡异。那是事变爆发前多年，“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，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，逆于人鼻。是岁，自京至河中所过路，瓜尽死，一蒂不获”。由于铺天盖地的香气的袭击，自长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。是不是预示了几年后“甘露之变”的结局？

“甘露之变”对晚唐士人的心灵影响太大了。

事变发生后，退居东都洛阳做“中隐”闲官的白居易一声叹息，他的很多同僚都死于事变，包括当初打击过他的王涯。怀着复杂的心情，诗人写下著名的《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》：“祸福茫茫不可期，大都早退似先知。当君白首同归日，是我青山独往时。顾索素琴应不暇，忆牵黄犬定难追。麒麟作脯龙为醢，何似泥中曳尾龟。”

当初，剪除宦官集团的过程中，郑注、李训曾将一个叫田全操的宦官贬到外地，随后通知当地官员，令其将田秘密决杀。但很快“甘露之变”爆发，田全操得以脱险，随即返回长安，并在路上扬言：“我入城，凡儒服者，无贵贱，当尽杀之！”此日，田全操入金光门，整个长安朝廷一下子就乱了，很多大臣认为宦官又要大肆杀人了。当时，新任宰相李石、郑覃正跟大臣们在血迹未干的中书省议事，听到田全操入城后，转眼间在座大臣跑了一半儿。郑覃也想跑，但被李石制止。李石找到仇士良，道明此事。仇或真或假地安慰了几句，说有他在，姓田的家伙断不敢闹事。

田全操虽然没闹事，但仇士良却没放过李石，因为这位新宰相有点不怕他，多次跟他针锋相对。为此，仇士良派刺客在李石上朝途中进行截杀，李伏在马上一路奔回府邸，在门口又遭刺客第二轮袭击。虽然李石逃过一劫，但把满朝大臣吓坏了，转天早朝时，文武百官来了几个呢？九人而已。李石最终屈服，向文宗辞职，自求到外地做官。就连当初平定藩镇的著名宰相裴度，也萌生就此归隐之意。

“甘露之变”改变了唐朝大臣和士人们的心灵格局与走向。事变前，士人们还有抱负，积极用事，欲恢复盛唐景象；事变后，则完全消沉，基本上都退守自家庭院和内心深处了，从士风到诗风乃至整个社会气象都为之一变。看刘沧《秋日过昭陵》中所写：“那堪独立斜阳里，碧落秋光烟树残。”消沉、伤感、麻醉、追忆、无力感和等待日落的心情，是“甘露之变”后的晚唐时代的一切风格所在。

但就是在人人自危、畏宦如虎的乱局下，文士李玫在其志怪笔记《纂异记》中写下意蕴深远的“喷玉泉幽魂”一篇：“会昌元年（公元841年）春，孝廉许生下第东归，次寿安，将宿于甘泉店。甘棠馆西一里已来，逢白衣叟，跃青骢，自西而来，徒从极盛，醺颜怡怡，朗吟云：春草萋萋春水绿，野棠开尽飘香玉。绣岭宫前鹤发人，犹唱开元太平曲……”

说的是，唐武宗会昌元年之春，许生考进士不中，东归家乡，过安阳寿安山，欲投宿于前面的甘泉店。未至店，遇一白衣叟，在随从簇拥下，乘青骢马自西而来。许生催马跟进，问其姓名，白衣叟笑而不答。许生跟在后面，走了二三里，天色已晚，来到当地名胜喷玉泉（白居易有诗《题喷玉泉》：泉喷声如玉，潭澄色似空。练垂青嶂上，珠泻绿盆中。溜滴三秋雨，寒生六月风。何时此岩下，来作濯缨翁）。这时候，白衣叟回头道：“有几位名士，在今晚于此泉下追忆旧事，我昨天被通知参加聚会，你不可再跟着我了。”

许生好奇，执意尾随，到喷玉泉边，下马后，伏于草丛中窥视，见有四位男子现身于泉边园林中，一位神貌昂然，一位短小精悍，一位高大少须，一位清瘦机警，四人皆服“金紫”。“金”指“金鱼袋”，“紫”指“紫色官服”。唐规中，朝臣官服分四种颜色：紫色一、二、三品；绯色四、五品；绿色六、七品；青色八、九品。同时，佩戴相应的彩帛制作的“鱼袋”。按规定，一、二、三品官佩“金鱼袋”，四、五品佩“银鱼袋”。以此推断，几位官职都在三品以上。他们坐于喷玉泉的石矶上，等来了白衣叟。

四人齐声说：“玉川，为何来迟？”

白衣叟说：“时才游赏，歇马馆亭，见有诗题在柱上，吟咏了很长时间，故而来迟。”

一人问：“什么诗能如此吸引先生？”

白衣叟说：“诗作者的姓名不可知，但诗意与在座的遭遇有些相同。诗是这样的：浮云凄惨日微明，沉痛将军负罪名。白昼叫阍无近戚，缟衣饮气只门生。佳人暗泣填宫泪，厩马连嘶换主声。六合茫茫悲汉土，此身无处哭田横。”

四人闻听，以袍袖掩面欲哭。

白衣叟与四人饮酒，几巡后叹息声未绝。他们各自作诗感怀，似追述难忘的往事。诗成后，大家吟咏，间或长号，声动山谷。不一会儿，接他们的侍从来了。几人相视无言，唯有泪流，攀鞍上马，如烟雾般消失在许生的视野里。

后许生从草丛爬起来，上马寻旧路而去。将近黎明时分，抵达一旅店，女店主问他为什么冒夜而行，许生把自己遇见的都说了出来。女店主说：昨夜三更，有骑马者来我店买酒，难道是他们？说着，她打开钱柜，发现昨晚收下的都是纸钱。

在这个故事中，四人形貌特征切合遇难的李训、王涯、贾餗、舒元舆四宰相：“长大少髭髯者”指李训；“消瘦及瞻视疾速者”指王涯；“短小器宇落落者”指贾餗；“少年神貌扬扬者”指舒元舆。

至于那位“玉川先生”即白衣叟，有可能是著名诗人卢仝的鬼魂。卢仝是王涯的朋友。“甘露之变”爆发前一天晚上，卢仝偶然留宿于王涯家，及至二十一日事变爆发，神策军到四名宰相府邸大肆搜捕，卢仝正好被堵在家里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杀。

甘露喋血后，虽朝臣畏宦官如虎，但手握重兵的藩镇不吃那一套，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（手刃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刘悟之子）就上书朝廷质问：诸宰相为什么被杀？罪名是什么？即使有罪，也应由朝廷处治，宦官有什么权力派兵捕杀？刘从谏还直接列举仇士良的罪责，甚至称：若朝中宦官继续凶顽，他将发兵长安。诗人李商隐为此写下《重有感》：“玉帐牙旗得上游，安危须共主君忧。窦融表已来关右，陶侃军宜次石头。岂有蛟龙愁失水？更无鹰隼与高秋！昼号夜哭兼幽显，早晚星关雪涕收？”在诗中，表达了诗人对事变的痛惜和对刘从谏的支持。在刘的威胁下，仇士良才渐消气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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